雅斯貝斯在《智慧之路》中認為，公元前八百年至前二百年是人類歷史上的“軸心時代”，在此一時段整個人類精神不約而同地獲得了飛躍。中國文化的轉折點在春秋時期，標志是孔子和老子的出現。雅斯貝斯的這一觀點充滿了真知灼見，早已為文化界普遍認可。現在的疑問是，為何春秋時代成為中國文化突破的關鍵時期？引發這次文化突破的主體是誰？真如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由一批橫空出世的“士”引爆了這次文明突破嗎？
殷商、西周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央王朝擁有絕對的文化主導權，掌握知識的祝、卜、史、宗等“王官”環繞在最高統治者身邊為他服務。在濃重的神巫色彩的籠罩之下，春秋以前文化觀照的核心其實是“治政”之術。中國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時漸次生成，如對祖先的崇拜，對象征性儀式的重視，對天帝的敬畏，對社會等級秩序的追求，等等。春秋時期，文化下移，形成了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局面。春秋時代的主題是諸侯爭霸，國力強盛與否成了生死存亡的關鍵。如此嚴酷的形式之下，各國的執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經驗和統治智慧，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因此《尚書》《詩經》《周易》等典籍受到重視。“王官之學”于貴族階層普泛化，迅速變成了執政卿大夫階層的思想武器。
那時的執政卿大夫階層無論是討論國事還是進行外交，都要對這些經典隨時加以征引。從《左傳》和《國語》對《尚書》援引的內容看，主要是圍繞著“禮”展開，落腳點在“德”。在春秋時代的執政卿大夫看來，要想維持國家穩定，就要維護等級差別，只有這樣才能很好地“使民”；維護秩序的方式是“禮”，以“禮”行“政”，才能保持和諧的局面；而要維護“禮”，就要落實于“德”，沒有“德”的維護“禮”就難以生根，難以延續。《左傳·莊八》中魯莊公引用《尚書·夏書》中的一句話“皋陶邁種德，德，乃降。”為政者有了“德”，民眾就會順從，而讓民眾聽從指揮，才是政治成功的根本。當然要做到“使民”，對統治者要做出若干規訓。在《尚書》中“德治”思想已經萌芽，在春秋時期這一思想被執政卿大夫階層反復言說、探討和深化，并貫穿到政治實踐之中，逐漸變成了貴族階層的文化無意識。春秋時代，《詩》被納入到“禮”的范疇之內。無論是提出自己的政治觀點，還是在外交場合，執政卿大夫經常要用《詩》來隱曲地表達，“不學《詩》，無以言”。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尚書》還是《詩》，都是當時以“禮”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資源，也是藉此發展政治文化的跳板。“禮”是春秋時期最為核心的文化概念。“春秋五霸”明明是比拼武力，卻還要打出“尊王攘夷”，因為“尊王”才合乎“禮”。
春秋時期還是中國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小雅·雨無正》上就說：“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周。”面對天下大亂的局面，某些統治者表現出對“天”的怨恨和質疑。春秋時期中央王權更為衰落，很多人開始認識到所謂的“天命”“帝”或“上帝”的支撐有點靠不住，宗教文化開始動搖，現實世界受到更大關注。而春秋執政卿大夫更自覺地關注的焦點從“天”上移到“地”上，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現實統治智慧上，因此政治文化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些執政卿大夫包括楚國的申叔時、椒舉、令尹子文、老子，晉國知武子(知罃)，齊國的管仲、晏嬰、陳文子，衛國的石碏、蘧伯玉，宋國的向戌，鄭國的子皮，魯國的臧僖伯、孟僖子、季武子、孟獻子、臧文仲、孔子、季康子、曹劌，等等。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觀念都已經形成了，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現以后，通過《論語》以及《春秋》把這些觀念加以明確化、固定化和理論化；特別是引入了“仁”學觀念，為“禮”文化找到人性基礎，為“禮”文化的合法性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證明。可以說孔子是中國“禮”文化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