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期間，高語罕、傅斯年、羅家倫、遂子、葉枚等人，在德國游學為鄰。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則是信仰上的敵人，高語罕常于清晨到遂子家，多為黨務。高深信共產(chǎn)主義，遂子極為反共，因其時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并為一家。二人表面上親熱，實則貌合神離。遂子回憶說，老高年邁四十，發(fā)已微白，近視眼，十足的學者風度，稍為酸氣，同志們叫他“高老頭子”，諢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對遂子說：“昨夜實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雖可笑，但不失其為老實話，并證明他無桃色事件。

　　1921年，楊步偉與趙元任結(jié)婚。兩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別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園當年定情處照相，再向親友發(fā)一份通知，聲明概不收禮。下午一個電話把胡適和朱征請到家中，楊親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張自己寫的結(jié)婚證書，請胡適朱征做證人，簽字。為了合法化，貼了四角錢印花稅。

　　李叔同做了和尚，學生豐子愷仍跟他有來往。弘一法師曾到豐家，豐子愷請老師就座。法師把藤椅輕輕搖動，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豐問何故，法師答說：“這椅子里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動，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朱湘脾氣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認，“吾愛友誼，但吾更愛詩藝。”他跟徐志摩、聞一多最終沒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處處碰壁，工作丟了，夫妻散了，朋友斷了。他說，做文章誤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啟超多變。有人說：康有為太有成見，梁啟超太無成見。1900年他背離康有為的保皇立場，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quán)之新說，愿同孫中山合作；1902年發(fā)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表示“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作《新民說》，甚至提倡革命排滿，后又“悔過自新”。民國后他曾與袁世凱等北洋軍閥同流共事，袁氏稱帝，他又憤起討袁，他幾次宣布脫離政治又一再熱衷于仕途，像個縱橫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識，卻終難有所作為，梁評價自己說：“……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zhàn)于胸中，隨感情而發(fā)，所執(zhí)往往前后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弱點然矣。”

　　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shù)，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shù)年之間，即創(chuàng)辦《努力》周報，發(fā)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擔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xù)”。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吳宓苦追毛彥文，有一次在報紙上發(fā)表了他的愛情詩，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的句子。朋友們覺得不對頭，要金岳霖去勸勸他。金對吳說：“你的詩如何我們不懂，但是，內(nèi)容是你的愛情，并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fā)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應該在報紙上宣傳的。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是，我們并不為此而宣傳。”吳宓很生氣：“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岳霖說：“我沒有說它是上廁所，我說的是私事不應該宣傳。”

　　林徽因、梁思成夫婦向來坦誠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惱地告訴丈夫，自己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該如何取舍。梁思成聞言，內(nèi)心顛簸，終夜苦思，明日一早眼圈暈黑，決定把抉擇權(quán)完全交給妻子。他對林徽因說：“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選金岳霖，我將祝你們永遠幸福！”林將此語說與金岳霖聽，金岳霖選擇了放棄：“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