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對類似案件的處理，都很難在司法這個最后的“救助環節”真正看到受害人的影子，他們無力預防犯罪，無力在罪行曝光后為自己所受損權益索賠，甚至無力證明受害，無力為后期損害要求救助。在這場目睹犯罪者被正義的法律宣判之外，還有一種最終極的正義沒能得到聲張，即對億萬受害人的賠償，法律盡最大可能挽救傷害的價值，并沒有實現。
葛蘭素史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GSK)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單位行賄、對單位行賄等案已偵查結束，并已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這當然是件好事。在這個藥價普遍虛高，患者極易因病致貧的現實下，如果對GSK的調查意味著國家司法機關對醫藥界不良行徑的出擊，此案自然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開端。只是，好的開端還應有好的結果，身為受害人的普通民眾能從中真正受益，才是司法懲治犯罪的最終價值。
這個價值首先體現在個案處理中。據警方提供的消息，GSK銷售到中國的藥物，價格最高者高達銷往其他國家同品種藥物的7倍，非法所得達數十億元；而其巨額賄賂成本和違法所得，都實際通過藥價轉嫁給了中國的病患人員，部分則由國家財政實際支付了；而國家財政終究是源于納稅人的，所以，歸根結底還是民眾在不知情中，成了此案的受害人。
其實，GSK將“賄賂成本預先攤入藥品成本，并組織各部門在虛高藥價條件下，通過大肆賄賂醫院、醫生、醫療機構、醫藥相關協會組織等醫藥銷售相關部門及其所屬人員推銷藥品”的手段并非獨創，實則通行于藥品行業的潛規則，即便在國家公開打擊之下仍然猖獗。溯源而上，為GSK等藥企多年違法行為大開綠燈或睜只眼閉只眼的有關部門、事業單位及相關從業人員皆是“幫兇”。他們對自己基本職守的“叛離”，使得民眾對本該止步于防線外的犯罪行為失去抵御力，成為無可爭議的受害人。
更不敢想象，在藥品使用的前端，為保障背后巨大利益鏈的實現，患者們完全可能因盲目推銷而受蒙蔽濫用藥物。湖南長沙剛剛曝出的兒童生長激素銷售黑幕就是活生生的例證，醫藥代表用高額提成引誘醫生濫開處方，而濫用藥物的受害者，還是普羅大眾，且這樣的用藥隱患，往往將影響受害人一生，甚至出現像濫用抗生素這樣的全民常識誤區，貽害數代人。
可是，這些受害人往往還只是那些和自己密切相關案件的旁觀者。此前對類似案件的處理，都很難在司法這個最后的“救助環節”真正看到受害人的影子，他們無力預防犯罪，無力在罪行曝光后為自己所受損權益索賠，甚至無力證明受害，無力為后期損害要求救助。在這場目睹犯罪者被正義的法律宣判之外，還有一種最終極的正義沒能得到聲張，即對億萬受害人的賠償，法律盡最大可能挽救傷害的價值，并沒有實現。
當然，司法懲治犯罪還有一個重要價值，即施加于案件之外的威懾力，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實現對社會不良行徑的糾偏。如醫藥回扣的潛規則能否被終結，像GSK所銷往中國且被多數患者需要的藥品是否會回歸合理價格區間，上述顯而易見并不難防范的違法行為能否不再普遍肆虐，這些都不僅關系到對受害人的告慰，更是對所有國人權利的保護。如此，才能捍衛法律最重要的價值底線，讓無力者有力。(曾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