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畢業的重慶大學生小蔡，在一份400字的手寫簡歷中寫了24個錯別字。這不僅讓她失去了一個工作機會，也讓她成為時下“漢字危機”形勢嚴峻的一個注腳。

　　信息化時代，鍵盤逐漸取代了手寫，學校漢字書寫教育弱化，提筆忘字用詞不當，公共場所漢字書寫不規范……“失寫癥”正在蔓延。

　　“四大遠古文明中只有華夏文明沒有斷裂并延續至今，其根本的支撐就在于漢字。這樣獨一無二的漢字，如今漸漸遠離了筆尖與紙端。”著名文化學者、南京師范大學教授酈波近日著文感慨，“提筆忘字”漸成普遍現象，長此以往，大眾的母語情感必將淡化，國民的母語素質必將弱化。

　　200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其配套規范《通用規范漢字表》也于去年出臺，為規范用字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但是，這些都沒有緩解“漢字危機”。

　　提筆忘字

　　已經開播兩年，兩檔關于漢字書寫的電視節目《中國漢字書寫大會》和《漢字英雄》關注度依舊不減，尤其是在剛剛過去的暑期檔，兩檔節目均獲得了很高的收視率。

　　楊淑娟是福建省福州市一家教學輔導機構的語文老師，兩檔節目她每期必看。讓她記憶最為深刻的，是去年7月《漢字英雄》的一期節目。

　　14歲的湯星月拉動門把，走上了舞臺，向觀眾招手致意。這名四川省汶川縣映秀鎮七一中學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曾經從汶川地震中死里逃生。

　　按照賽制規則，選手在進入“漢字十三宮”(由13個小正方形組成的菱形方陣)后，腳下的方格內會出現一道題，選手在答題成功后，向前一格繼續答題直至走出“十三宮”。如果答錯了，則向左或右移動一格繼續答題，直至成功走出“十三宮”或移出宮格淘汰出局。

　　在答至第五題時，湯星月面臨著被淘汰出局的可能。題目是“害臊”的“臊”，主持人提示，還可以組詞為“羞臊”，但她還是寫不出來。

　　湯星月決定現場打電話向自己的語文老師求助。令現場評委和觀眾震驚的是，語文老師在電話里猶豫許久，最終對湯星月說：“應該是火字邊吧。”湯星月最終按照老師的建議書寫，遺憾落敗，沒能成功走出“漢字十三宮”。

　　這一幕發生以后，主持人馬東在向湯星月解釋“害臊”的時候，不客氣地說：“你的語文老師有點讓我害臊。”

　　這一幕深深刻在了同為語文老師的楊淑娟心里。

　　在《漢字英雄》節目里，學生求助老師而老師答不上來的情況，曾多次發生。在節目的第一期，一名學生被“噱頭”的“噱”難住了，打電話求助自己的小學語文老師，結果老師在電話里問：“有這個詞么？”一名來自浙江杭州的學生，在書寫“臥榻”的“榻”時向語文老師求助，老師竟告訴他為“足字旁”。

　　種種數據顯示，“提筆忘字”現象已是各年齡段人群普遍面臨的問題。《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節目首播時，隨機從現場觀眾中選取的“成人體驗團”，在聽寫“貔貅”、“攥拳頭”、“甕中捉鱉”等詞語時頻頻出錯，只有30%的人正確寫出了“癩蛤蟆”一詞，“熨帖”二字僅有10%的正確率。到第三期時，70多道漢字聽寫題，觀眾同步聽寫的正確率平均僅為10%。

　　《漢字英雄》節目中也有一個“千人知曉率”的評選，“脫臼”的“臼”千人知曉率僅為23.9%，“舂米”的“舂”僅為20%。

　　據國內知名民意調查機構零點指標數據對北京、上海和廣州等12座城市進行的“中國人書法”系列調查顯示，94.1%的人都曾出現過提筆忘字，其中26.8%的人經常會提筆忘字。

　　用字亂象

　　社會用字是指面向社會公眾的示意性文字。一直以來，社會用字的標準化、規范化管理，都是體現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在漢字“失寫癥”愈發嚴重的當下，因社會用字不規范而鬧出的笑話頻頻見諸報端。這些面向公眾的不規范用字反過來又會加劇“失寫癥”的蔓延。

　　2012年5月，《法制日報》記者在天津市采訪時，曾看到一張“五大道歷史文化街區”標牌，仔細查看發現，這一張標牌中竟出現了5處錯字，其中最顯眼的莫過于曾任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的顧維鈞，他的故居被寫成了“顧維釣故居”；將末代皇帝溥儀“請”出紫禁城的西北軍名將鹿鐘麟則被寫成了“陸忠麟”。

　　此外，這塊標牌還將“達文士”寫成了“達交士”、“杜友樵”寫為“林有樵”。

　　山東師范大學研究生陳偉，從2009年起參與山東省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一個科研項目，開始對濟南市市容標牌用字進行研究，最終形成了他的碩士論文。經過調查他發現，在公共場所不規范用字中，錯別字占的比例并不大，最嚴重的問題出在繁體字上。

　　根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七條規定，只有在文物古跡、姓氏中的異體字、書法、篆刻等藝術作品、題詞和招牌的手書字等幾種情況中可以使用或保留繁體字、異體字，超出這些類別的，就屬于不規范用字。

　　陳偉對濟南市市容標牌用字調查標牌總數達到8211個，其中標牌不規范用字總數為838個，繁體字最多，共704個，占總數的84.31%；異體字共18個，占2.16%；錯別字29個，占3.47%。

　　當前，機關單位證件用字不規范問題也十分嚴重。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通用規范漢字表》研制組組長王寧曾透露，在研制《通用規范漢字表》過程中，在從公安部等部門了解姓氏等文字信息時了解到，目前我國二代身份證上，有8000多個漢字是非規范字，包括錯字等。

　　重視不足

　　楊淑娟平時主要給初二、初三學生進行1至3人的小班教學輔導。她向《法制日報》記者感慨：“現在幾乎很難發現錯別字寫得少的學生了。”

　　“我讓學生記一個知識點，即便是初三的學生，也很難一次性連貫記完，總是寫著寫著就問，這個字怎么寫？”楊淑娟說。

　　她曾專門和家長討論過孩子錯別字多的問題。她問一名初三學生家長，孩子平時查字典嗎？家長回答，家里從來沒有買過一本字典：“有手機，有ipad,一搜索就好了，干嘛還要買字典？既浪費時間又浪費錢。”

　　孩子們在被問及為何寫錯別字時，往往還反問她：“為什么要記那么清楚呢？現在用電腦、手機打字，有智能輸入法，只要打出首字母，詞組就出來了。我們為什么一定要返璞歸真？”

　　經過一些交流，她得出了答案：當鍵盤逐漸取代書寫后，人們對漢字書寫的重視度在日漸下降。這名80后老師感到納悶，自己在上小學、初中的時候，會因為寫錯別字覺得羞愧，而現在的孩子并不把寫錯別字當回事。

　　孩子們對漢字的意識很大程度來自于成人，但上述例子已經證明，成人手寫漢字的頻率更低，提筆忘字的程度更嚴重。讓楊淑娟更加焦慮的是，如今學校對于孩子們的漢字書寫教育也在弱化。

　　“前幾年有的地方就把寫字課取消了，這兩年因為中考語文考試增加了5分字跡分，所以才恢復了寫字課。但是很多時候，這種在課前10分鐘的寫字課會被其他課程占用。”楊淑娟說，她還記得自己原來上學的時候，試卷上選擇題和填空題比例相當，如今當她試著給孩子們找各地試卷做練習時，她發現填空題比例大大下降，大多被替換成了選擇題。

　　王寧對漢字有一個十分貼切的描述：“漢字你光看對它沒有親和力，只有自己寫才有親和力，有的時候你不寫，那個字和你隔十萬八千里，你一寫它就到你身邊來了。”

　　數字化時代，文字記錄方式的確正在發生著變革，鍵盤上“敲字如飛”取代了一筆一畫的漢字書寫。因為長期使用電腦，許多人只能大致記住漢字的形狀，提筆卻無法正確寫出具體部首和結構。“五筆輸入法”把每一個漢字拆成最多四個部分，倒是讓人記住了漢字的基本架構，但寫起字來也難免有時會“缺胳膊少腿”，而更多人習慣使用“拼音輸入法”，往往連漢字的具體構造都記不住。

　　正因為此，電腦鍵盤輸入被中國辭書學會會長江藍生視為是對中國語言文字使用和傳承最重要的幾股沖擊波之一。

　　法律手段

　　“前輩有一句話叫‘敬惜字紙’,就是說有字的紙是不能亂扔的。這種對自己母語敬畏尊重的傳統，現在到哪去找？”在去年召開的首屆中國漢字書寫和傳承高峰論壇上，江藍生滿含惋惜地問臺下的聽眾。

　　她在演講中對一些現象進行了批評：在互聯網空間中，部分網民隨意地以漢字進行調侃、戲謔，歪曲一些字的形音義，解構漢語語法規則，這些漢語表達的不規范性和粗鄙化傾向，正在消解漢語漢字的美感。

　　她認為，長此以往，作為母語的漢字本體就會退化和異化，它反過來又會侵蝕我們的精神和文化，其惡果已經初步顯現，因此必須倡導寫規范字的風氣。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我國早在2000年10月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2002年教育部還出臺了《關于在中小學加強寫字教學的若干意見》，對中小學為學生寫好漢字創造環境、提供必要條件等提出了要求。

　　去年8月19日，歷時10年研制的《通用規范漢字表》公布，這是對50余年來漢字規范整合優化后的最新成果。

　　對于社會漢字的規范使用，我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法也有著十分清晰的規定。

　　然而這一系列法律、規范的完善，并沒有緩解“漢字危機”。

　　教育部副部長李衛紅在一篇關于“推進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創新”的文章中，對此亦表達了痛惜。

　　他用一系列帶“法”字的句子指出了問題關鍵：“對語言文字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和規范標準的宣傳普及力度不夠，人民群眾的語言文字規范意識和法治意識有待提高，語委和相關部門依法行政的觀念意識不夠強，依法管理能力不足，依法管理的體制和統籌協調、執法監督的機制還不健全，對語言文字社會應用的監管不到位，與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

　　李衛紅提出，要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依法推進語言文字事業發展。這其中包括做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修訂工作，建立健全語言文字法律法規的監督執行機制，探索并建立運用法律、行政、教育、科技、自律等綜合手段實施督查的新體系。(記者范傳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