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絲綢之路上的文化重鎮(zhèn)。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多達5萬多件，保留有漢文、佉盧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梵文、于闐文、回鶻文、西夏文、敘利亞文、八思巴文等多種民族古文字資料，內容涉及中古社會的各個方面，被譽為中古時期的“百科圖書館”。敦煌文化是世界古代文明的縮影，敦煌文化走向世界，成為傳播華夏文明的有效途徑。

　　敦煌是歷史上世界四大文明的交匯中心

　　橫貫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因中國絲綢大量輸往西方而得名，成為中華民族推動世界文明進程的集中反映。敦煌的得名與絲路交通的開通有關。東漢應劭言：“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亦言：“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南朝人劉昭稱敦煌為“華戎所交一都會”，隋朝人裴矩稱敦煌是西域門戶“咽喉之地”。位于敦煌東南25公里的莫高窟，是絲綢之路上一處光輝的歷史遺跡。莫高窟現有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現存規(guī)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圣地，被譽為“東方世界藝術博物館”、“世界藝術寶庫”。其洞窟數量、壁畫面積和保存現狀都是世界上其他著名石窟如阿富汗巴米揚石窟、印度健陀羅石窟等無法比擬的。姜亮夫在《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中講到：敦煌藝術包羅了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精神，也包羅了中西藝術接觸后所發(fā)的光輝，是中國偉大傳統(tǒng)的最高標準，是人類精神的最高發(fā)揚。季羨林在《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也講到：敦煌和新疆地區(qū)是世界上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等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

　　十八世紀后期，近代考古學誕生。在地理大發(fā)現浪潮的推動下，敦煌、新疆及中亞地區(qū)吸引了各國考古學家的目光。據不完全統(tǒng)計，從1893年至1935年，來中國西北的考察團多達24批。其中1906年就有德國格倫威德爾、瑞典斯文赫定、俄國科卡諾夫斯基、俄國別列佐夫斯基、英國斯坦因、法國伯希和、芬蘭曼妮爾海姆等七支考察隊。這些考察團中，僅1935年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有中國學者參加。形形色色的探險家來中國的起因和身份不同，但到了中國后，都做過同樣的勾當——竊取文物。這些“考古學上的賊”將盜取的寶物捆載回國后，一夜成名。由于各國探險家在中亞和我國的西北地區(qū)取得了許多重大發(fā)現，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被譽為探險家的“黃金世紀”。在這一時期，中國西北成為西方探險家的樂園，而敦煌成為樂園中的“極樂世界”。

　　敦煌文書改變了近代國際漢學的研究重點

　　敦煌文書出土于莫高窟藏經洞，正是這批文書，催生了敦煌學。敦煌文書一經問世，立即引起外國探險家的覬覦和盜竊，文書因此流散各國，現分藏在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美國、丹麥、德國、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瑞典等10余個國家和中國境內（包括臺灣）的數十個圖書館、博物館和私人手中。隨著敦煌遺書的流散，世界漢學的研究方向為之一變，整理和研究敦煌文書成為一個世紀以來許多國際漢學機構的核心任務。日本、法國、美國、俄羅斯、英國、印度、韓國等先后成立了專門的敦煌學研究機構，丹麥、德國、韓國、澳大利亞、瑞典、挪威、加拿大、匈牙利、新加坡、希臘、哈薩克斯坦等國均有研究者。在西方，有機會接觸敦煌文書的漢學家都對其開展研究。二十世紀前半葉，歐美及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大都以研究敦煌文書立身，如英國的斯坦因、魏禮、崔維澤、貝利等，法國的沙畹、馬伯樂、石泰安、戴密微、謝和耐等，俄國的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克恰諾夫等，日本的矢吹慶輝、鈴木大拙、羽田亨、仁井田升等。由于所據有的敦煌文書內容側重點不同，各國的敦煌學研究特色各異。正如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序》中所言：“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fā)現以來20余年間，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咸有所貢獻。”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國際漢學的世界，就是敦煌文書的世界。敦煌文書能吸引如此眾多國家的學者關注和參與其中，是敦煌作為四大文明交匯中心地位的再現，是華夏文明影響世界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