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9日電 題：《國史大綱》推出簡體橫排版意義何在？
——專訪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昭軍
中新社記者 應妮
194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學大師錢穆的《國史大綱》；85年后，這一經典著作的簡體橫排版仍由商務印書館首次推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昭軍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化史研究，且尤為關注錢穆，日前他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闡述在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這部經典著作推出簡體橫排版的現實意義。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錢穆先生在抗戰時期寫就《國史大綱》。這一背景對讀這本書有什么意義？
張昭軍：1937年“七七事變”后，華北逐步淪陷，因戰局惡化，同年國民政府遷都。在中國半壁江山落入日寇之手的時代背景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國人紛紛加入抗戰救亡的行列，史學工作者自應有所作為。
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寫作于1938年，次年竣稿，1940年正式出版。《國史大綱》成書的最大背景無疑是抗日戰爭。早在九一八事變后，國史教育就被提上議事日程，北平史學界還專門召開會議，討論編寫一部中國通史。但直至1938年，教育部門下令要求大學各院系一年級將中國通史設為必修課，仍找不到合適教材。這樣，編纂一部適合抗戰需要的中國通史就成為歷史學家亟須完成的課題，其重要性已超出學術，而是事關文化救亡，關系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
《國史大綱》是錢穆先生為抗戰編寫的大學歷史教材。讀《國史大綱》絕不能脫離這一背景。今年正值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先生誕辰130周年，《國史大綱》簡體橫排版的推出，顯然有重要紀念意義。
2022年5月28日，一名學生從西南聯大校門舊址下走過。抗戰時期錢穆先生就在這里著成《國史大綱》。中新社記者李嘉嫻攝中新社記者：《國史大綱》與當時其他的新史學著作相比有哪些特點？
張昭軍：首先，這是一部國史。錢穆以“新國史之馬前卒”自喻。1937年，他在北平師范大學演講時明確指出：中國人研究中國史，其態度應該與外國人眼光中的中國史，以及外國學校里講述到的中國史，絕對不同；所謂的不同，并非去抹殺偽造歷史事實，而是對于歷史事實應有輕重、先后、大小、緩急之分，尤其是應有本民族的感情。他對國史的立場和態度，決定了《國史大綱》的任務必然是探討和揭示本國史的獨特價值，而不是立足批判和自譴。
其次，這是一部通史。《國史大綱》發揚自司馬遷《史記》到鄭樵《通志》的“通史家風”，主張通古今之變，經世致用。通史要解決現實問題，用錢穆的話來說就是：從現實中找問題，從歷史中找答案。為適應抗戰需要，他對《國史大綱》給出明確定位：一是要告訴國民歷史真相，向國民提供必備的歷史知識；二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生生不息，一定有其獨具的生命活力和生存秘訣，要將此展示給國人，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念；三是該書讀者定位為國民而非專業研究人員，要能激起國民愛國情感，振奮民族精神。
再次，這是一部文化史。他站在民族文化的本位上，采取廣義文化史的寫作方法。從文化的角度看歷史，歷史就是文化的歷史。錢穆認為，民族與國家都是人類文化的產物，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國家規模宏大，這是文化造就的，而不是依靠武力征服而來的。中國歷史“常于和平中得進展”，這是他的一個重要觀點，也是全書的主旋律。中國廣土眾民，民族文化光輝燦爛，歷史上依靠中華文化，渡過了一次又一次難關且不斷發展壯大。錢穆強調，只要發揚民族文化的精神，中國終究會戰勝日本。
2014年4月26日拍攝的位于臺灣東吳大學內的素書樓，是已故國學大師錢穆自香港來臺灣定居后的故居。現成為后學瞻仰之地。中新社記者 陳立宇 攝中新社記者：《國史大綱》強調中國的生命活力在文化。如何理解這一觀點？
張昭軍：以民族文化為本位是《國史大綱》的一大特色，也是理解這部書的一把鑰匙。錢穆認為，歷史、文化、民族是三位一體的，文化是歷史的靈魂，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文化具有決定性意義，沒有文化，也就沒有歷史、民族和國家。因此他說中國的生命活力在文化，民族和國家的衰落與危機，也要從文化上找原因。這就是錢穆先生的歷史觀。
在《國史大綱》中，錢穆一反當時甚囂塵上的“中國停滯論”“專制論”“封建論”等說法，展示了中國重統一、尚和平、不斷趨于平等化的傳統。這是他通過中西歷史比較得出的判斷，認為中西雙方各走了一條不同的路。
以“中國停滯論”為例，錢穆認為“西方于斗爭中見精神”，近代西方新興的民族國家，是以全新姿態出現的，西方文明給人以不斷變動之感。中國史以一貫的民族傳統與文明傳統而綿延不斷，歷史上的具體變動，傷害不到文明的大傳統。
他認為這是中西雙方歷史形態一個很大的不同，因此影響到雙方的歷史觀。西方人看歷史，根本上是變動的，常由這一階段變動到另一階段。但中國人看歷史，則永遠在一個“根本”上，與其說是變動，不如說是轉化和綿延。這恰是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不是推翻了舊的再來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是一個不斷融合擴大的過程。他強調，我們看中國歷史應有中國人的立場，不能人云亦云，輕易附和西方的說法。錢穆以文化為本位觀察中國歷史，至今仍具現實意義，當下的中國仍應在發揚文化傳統的前提下尋求突破。
2025年8月22日，亮燈的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主題花壇扮靚北京長安街，吸引民眾參觀打卡。 中新社記者 易海菲 攝中新社記者：《國史大綱》簡體橫排版的推出，降低了閱讀門檻。現在有不少年輕人對這部書很感興趣，您建議如何讀這本書？
張昭軍：《國史大綱》自出版以來，一直以繁體版本面世，不斷有讀者表示期待簡體版。為了便于讓更多當下讀書人閱讀，家屬決定授權簡體字版，希望以此增進年輕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的深入認知和關注，更大程度實現錢穆著書的寄望。
我建議現在年輕人讀這本書要注意幾點：
第一，要“順著讀”，不能“逆著讀”，以謙虛的態度而不是懷著成見去讀。《國史大綱》的內容和風格，與今天的教科書有所不同，因此首先要對作者抱有敬意，這才能明白作者的主旨和思路，盡管可能不完全同意他的觀點。
第二，要看其大處，不拘泥小節。《國史大綱》是錢穆以一人之力在戰爭時代寫成的通史，非常不易。從大處看其整體結構、主干主脈和核心思想，這樣才會有所收獲。
第三，要看其精神方向，這是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從中國歷史內部探尋和闡發的一部書，其根本指向是追求和平，即激發國民的愛國熱忱，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國史大綱》將歷史與現實看作一個整體，強調繼承傳統，依靠自身力量解決現實問題，這對于當下仍有啟發意義，應予以重視。(完)
受訪者簡介：
張昭軍。受訪者供圖張昭軍，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教材委員會高校學科專家組成員、中國史學會傳統文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副會長、教育部重點基地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日本學術振興會外籍聘用研究員、東京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化史研究。著有《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章太炎儒學思想研究》《晚清民初的理學與經學》《清代理學史：晚清卷》等。主編《中國文化史研究》集刊、《中國近代文化史》(國家級規劃教材)、《柳詒徵文集》12卷。